编者按：并非牛羊成群的海宁，为何能成就最大的皮革服装市场？没有草原牧场的海盐，是怎样成为名声最大的羊毛衫羊绒衣生产基地的？研究了这样的“浙江现象”，你会做出怎样的解读？十年过去了，在评估入世对浙江的影响时，可以肯定的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（以下简称WTO）带来的机遇远远大于挑战。尤其是入世后浙江农业，抓住了战略升级的机遇，实现了惊人的一跃，踏上了新的征程，将农产品的出路从省内、国内市场为主，转向了向国际市场的积极扩张，让日本人、欧洲人和美国人都吃上了浙江的蘑菇、竹笋、柑橘、海产品……浙江农民也从国外直接引进了更为物美价廉的饲料和加工原料，为加大出口有竞争力的农产品降低了生产成本。与此同时WTO的规则、条款，也在保护浙江农产品大规模出口时发挥了作用，遏制了其他国家的无端限制，避免了这样那样的贸易纠纷。
浙江省作为外贸大省，外向型经济发展走在全国前列。回首前十年，2001年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仅为328.0亿美元，其中出口229.8亿美元，进口98.2亿美元；而到了2010年末，进出口贸易总额已飙升至2534.7亿美元，居全国第四位，与2001年相比增长了6.73倍；其中出口1804.8亿美元，与2001年相比增长6.85倍。2010年浙江农产品（WTO谈判口径﹢水产品）出口36.7亿美元，同比增长22%，在全国排名第四，占全国出口总额的8%。
浙江对外贸易呈现出鲜明的特色：出口主体以中小企业为核心，有创造出口实绩的中小企业近30000家，其中农产品出口企业数量惊人，占比已接近四分之一，7000余家。它们以骨干出口企业为支撑，多种所有制结合，多种类型企业互补，产业链配套融洽，具有一定的成本优势和竞争力，对国外市场与相关产业造成较大冲击。但是，产品同质化、附加值低、压低价格开拓国际市场、遭遇贸易摩擦频繁，也影响了出口效益的提升。
一、前十年，艰辛穿越“绿色壁垒”
浙江入世十年，外贸、外资（独资）和境外投资增长率，均高于同期全省经济增长率、人均收入增长率。农产品出口对浙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贡献度明显增加，拉动作用不断增强。
浙江属农、林、牧、渔各业全面发展的综合性农业区域。其中茶叶出口量和创汇额均占全国50%以上，列全国第一；柑橘产量连续多年名列全国第一，柑橘加工食品（罐头）出口量占全国2/3，占世界的1/2；蜂王浆产量和出口量占全球贸易量近1/2；淡水珍珠产量占世界的60%；冻小虾仁出口产值占全国60%，列全国第一。浙江农业在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进程中，获得了更多直接利用国际市场的机会，发展外向型农业的比较优势得到了不断强化。
但是，浙江的主打出口农产品也遭遇了限制，一些发达国家凭借其科技优势，以保护环境和人类健康为理由，通过立法，制定繁杂的环保公约、法律、法规和标准、标志，制造“绿色壁垒”，对浙江农产品实施准入限制。
如：茶叶作为浙江传统的优势产业，加入WTO后，由于部分茶叶难以适应国际新标准需求，茶园良种化率提升慢、品牌杂、名牌少，存在低价、无序竞争，出口受到了“绿色壁垒”严重影响。世界市场虽然对绿茶出口开放关税减让，仍然未能进一步扩大出口。水果中柑橘生产在全国名列前茅，杨梅生产处于全国首位，南方早熟生梨也有一定市场，但是，因为水果生产标准化水平低，采摘期和上市期过于集中，果品外观质量与国际市场标准差距较大，产后商品化处理和加工能力较弱，产业效益没能得到充分发挥。浙江蔬菜年出口创汇超过2亿美元，由于生产规模小、成本高，卫生安全质量难以保证，同样受到了国际市场“绿色壁垒”的影响。水产品养殖品种虽然具有比较优势，但是尚未能发展成强势产业，水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依然存在，一定程度影响了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。
加入WTO为浙江农产品出口提供了空间，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。国际市场对农产品出口的限制愈演愈烈，特殊保障、非市场经济、特别限制措施尚未解决，“绿色壁垒”又成为浙江农产品出口的重大障碍，其内核就以技术标准、动植物卫生检验检疫措施、知识产权保护等为限制条款。例如自2004年起，欧盟禁止使用320种农药的农产品在欧盟销售，其中中国农产品涉及使用的有60余种农药，浙江农产品涉及使用的有22种农药。由于禁令中的农药大多属于种植业防治病虫的常用药，难以用其他药物予以替代，其结果带来了欧盟对我省出口的水果、蔬菜、茶叶等农产品构成直接“绿色壁垒”。目前，欧盟对浙江茶叶的农残（农药残留物，以下简称“农残”）检测项目，已经由过去的29项增至62项。舟山出口欧盟的冻虾仁，被检测出氯霉素残留超标而被多批次退货，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。
再如日本等国制定了入境冷冻蔬菜农残检验目录，提高对我国进口蔬菜的检疫标准，同时也提高对水产品的检测标准，致使2010年宁波的冷冻蔬菜和水产品出口与2009年同期相比下降了30%。特别是出口烤鳗，由于氯霉素残留量过高，2008年上半年出口额与上年同期相比，下降了百分之五十多。台州出口日本的蔬菜西兰花，在临时加验的检测中被检出农残超标，出口被全部退单。
据分析，浙江遭受“绿色壁垒”有以下原因：
1.管理体制分散。浙江农业外贸管理体制仍然沿革计划经济模式，农产品出口管理和质量监管体制涉及多个部门，调控能力不强，难以形成合力，不能适应激烈的国际竞争。农业企业之间在国际与国内市场常常互相压价，动辄陷入无序的低水平恶性竞争，浪费大量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，增加了企业经济负担，出口产品质量得不到保证。
2.产业化程度不高。浙江农产品生产仍然是传统的以家庭为单位的经营方式，多限于一家一户的组织形式，难以实现生产规模化，难以保证产品质量，也给农业、卫生监管部门的有效管理带来了困难。生产者的食品卫生安全意识不强，被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，依然还在一定范围内使用，先进的生产工艺很难得到普及。传统的生产方式使得浙江出口农产品企业普遍处于“弱、小、散”的状态，企业规模小，缺少龙头企业。多数企业没法达到合理经济规模，无法投入科技手段提升农产品质量，提高农产品附加值，难以提升竞争力，贸易信息掌握滞后，对国际市场的变化反应不灵敏。
3.加工工艺落后。浙江农产品出口加工企业缺乏技术创新能力，依靠收购原料加工出口，质量控制只能停留在尾端，不能从种植（养殖）初期予以介入，难以保证产品质量。遭遇绿色壁垒的农产品多因质量与国标标准存在差距所致，无法达到发达国家环境保护法规和技术标准。同时，浙江出口的农产品初级产品多、加工制成品少，传统产品多、创新产品少，使得生产、加工与运输过程中缺乏科技保障系数，缺乏技术创新介入，在出口市场的竞争力逐步被削弱。
4.出口市场集中遭遇抵制。浙江农产品出口市场主要集中在日本、欧盟、美国、韩国、俄罗斯和中国香港、澳门等国家和地区，出口农产品占出口总额的比重稳定，譬如蔬菜出口在日本一般占比为80%左右，导致这些国家和地区农产品品种变化不大，当地市场产生了引进其他进口来源的需求。同时，对该国及该地区的生产商利益造成了一定抑制，为了保护自身利益，以本国及本地区的民众的健康为由，名目繁多的检测标准纷纷出台，不乏有条款专门针对浙江农产品出口而制定。
二、后十年，仍需财政金融真正给力
浙江遭遇的“绿色壁垒”，由于具备合理性、隐蔽性、广泛性，仍将继续制约今后农产品出口。展望未来十年，真正的考验还在后头。一部中国生产、全球发售iPhone手机，中国仅能得到6.5美元的加工费，只占整机收益的3.6%。这个案例是中国外贸经济的缩影，也是浙江农产品出口的写真。多而不优、盛而不强是浙江的痛。可以预见，未来的浙江农产品出口，将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向中高端发展，浙江与兄弟省（山东、江苏、福建、广东）、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伙伴关系，将从竞争向竞争与合作的关系转化，浙江面临的贸易摩擦将会更趋变化与激烈。
有必要提出以下对策与建议：
1.正视“绿色壁垒”合理性，建立预警机制。对“绿色壁垒”具备必要的应对能力，是国家、行业、企业竞争实力的体现。“绿色壁垒”的设置、破解与跨越，实质是国与国之间技术创新体系和技术创新能力的深度较量。解决的根本办法是提高自身竞争能力和产品质量。就政府层面而言，应加强对此项工作的领导，密切与有关主管部门间的合作，引导农业企业和农民应对“贸易壁垒”。在理顺农产品外贸管理体制的基础上，建立市场预警、政策预警及政企沟通的反贸易壁垒机制，加强对国外环保认证标准的研究，收集国外“绿色壁垒”信息，建立数据中心库，及时将信息反馈给有关部门和企业。采取有效措施，做好防范工作，突破“绿色壁垒”。
2.深化农业管理体制改革，健全标准体系。国际贸易的游戏规则是谁控制了标准，谁就掌握了进入市场主动权。现阶段浙江必须充分运用世贸规则，加速建立健全标准体系，对出口农产品的生产、加工和销售，实施全程管理及检测，使之向规范化、标准化、法制化方向发展。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和标准化建设，培育多元化经营主体，建设多层次、多功能市场体系。农业标准化以科学技术和实践经验为基础，运用简化、统一、协调、选优的原理，把科研成果转化成标准并加以实施。不但要“向别人看齐”，还要“别人向我看齐”。国家应尽快建立和完善符合国际标准的绿色食品技术标准、认证和检测体系，对我国进口农产品进行检验、检测，构筑起自身的绿色贸易壁垒。防止国外污染和劣质农产品流入我国。
3.完善农产品质量检测程序，鼓励农业出口企业“走出去”。严格进出口农产品检验检疫，把好质量卫生关。开发无公害农产品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，满足国际市场需求。实施“绿色行动”，利用WTO规则，创建农业品牌，争取做大、做强，扩大优质农产品出口。面对贸易壁垒，实施“走出去”战略，主动融入国际市场，变被动受限为主动调整。加快加工企业重组和改造，扶持和培育农业龙头企业，促成与农户结成利益共同体，发展效益农业，扩大优质农产品出口。鼓励浙江企业将农产品专业市场“搬”出去，将营销网络“铺”开去，真正融入国际大市场。
加入WTO促进了我国进入国际贸易大循环，带来了出口快速发展，也造成了经济增长过多依赖外需，外汇储备庞大，流动性过剩等影响。财政政策与金融服务都面临改革调整与升级换代。今后，要增强财政政策引导出口的功能，增强金融资金集聚辐射作用，带动社会投资，鼓励个人参与，提振农产品出口信心，实现出口经济与金融服务的共赢发展。主要措施有：
一是综合调整财政政策。加大农产品出口政策支持力度，完善政策体系。培育中国知名品牌，支持企业积极开拓国际市场。对地方建设出口基地，建立农产品种植养殖质量追溯体系予以资助，对龙头企业产品的国际标准认证、企业信用保险等提供补贴。构建支持农产品出口的新体制，浙江应该率先灵活用足“绿箱”政策。目前，除了已实行6项政策，启用剩余的6项，逐步推出公平性的农业补贴政策，“绿箱”政策向注重农业再生能力和可持续发展方向延伸，推进农业基础设施建设、农村教育培训、农产品检验、农业科技推广服务等。调整“黄箱”政策，对农产品流通领域的补贴转向对农业生产者的直接补贴。按照WTO《农业协定》不削减三类农产品措施的规定，充分利用微调标准，增加特定产品补贴；对农用生产资料继续给予价格支持；对农用水、电、油、技、化肥、农药、农膜、农机等实行政策优惠；对符合国家支持方向的农业投资实施补贴。此外，根据地方财力和农产品贸易实际，在担当重点加工与生产基地的宁波、台州、舟山地区，积极尝试“蓝箱”补贴。
二是改革农业补贴与农业保险体系。对于以非农产业为主的地区，对农民进行不与产量挂钩的直接收入补贴；对于以农业为主的粮食主产区，实施与产量挂钩的直接补贴。因地制宜开展对部分重点生产环节的补贴。对机耕机收服务环节给予补贴；对浙西山区农业节水灌溉技术给予一定的补贴；在杭、嘉、湖、绍外向型农业发达地区，对疫病防治和检验检疫服务给予补贴。探索建立直接救济与农业保险并重的农业支持机制。加强不同支农方式的有机结合，综合运用财政贴息、补助、税收、担保等经济杠杆工具，引导和鼓励社会资金支持农业。依法设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，对重要农产品实行强制性保险，由国家财政对农产品出口实行保费补贴和免税优惠。推出以进出口信用保险为重点的农产品贸易险，并积极加以完善。
三是筹措资金增加投入总量。财政部门按照《农业法》增加对农业基础设施投入，确保国家新增财力向农业生产、农产品贸易倾斜。确保地方债使用向农业倾斜。国家发行债券募集资金，应有相应比例投向地方农业。提高政策性农业贷款占全国信贷支农资金的比重。扩大商业银行农业贷款比重，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担纲主力，保证农产品出口资金及时、足额到位、专款专用。调整农业信贷结构，增加农业中、长期贷款的比重，建立市场与环境抗风险基金，重点扶持需要保护的“出口幼稚产业”。优化政府补贴范围，更多地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引导，鼓励企业提高自身生产能力和营销能力，通过技术创新或差异化产品扩大国际市场份额。
四是完善金融支持制度。浙江农业领域金融产业化程度仍然偏低，多元化、开放型的体系尚未形成。目前农村金融市场培育的深度和广度，尚不能满足农业贸易转型升级的需要。民间资金的体制外循环，对中小企业极易造成伤害。金融服务与监管能力与企业出口需求存在差距。有必要构建支持农产品出口的新体制，建立和完善以出口信贷和出口信用为重点的农产品出口支持体系，加大对农产品出口的支持力度，推动出口信用保险与出口融资业务的有机结合，降低小企业农产品出口风险。发挥农业发展银行等政策性银行的支农功能，解决骨干农产品出口企业融资难。
链接：WTO《农业协议》把国内支持政策主要划分为三类：绿箱政策、黄箱政策和蓝箱政策。绿箱政策，是对生产和贸易没有扭曲影响或影响很小，不受限制或免于削减义务的支持政策。它以政府提供一般性服务、农业安全和环境保护为主要内容，具体包含农业科研、病虫害防治、培训、技术推广和咨询、检验检测、营销和促销、基础设施等服务措施，对生产者退休计划和资源停用计划提供的结构调整补助，以及对结构调整提供的投资补贴、环境保护补助，地区性援助等措施。黄箱政策，是对生产和贸易产生扭曲影响，需要限制或削减的支持政策。蓝箱政策，属于黄箱政策的特例，是免于削减义务的国内支持政策。
编者按：并非牛羊成群的海宁，为何能成就最大的皮革服装市场？没有草原牧场的海盐，是怎样成为名声最大的羊毛衫羊绒衣生产基地的？研究了这样的“浙江现象”，你会做出怎样的解读？十年过去了，在评估入世对浙江的影响时，可以肯定的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（以下简称WTO）带来的机遇远远大于挑战。尤其是入世后浙江农业，抓住了战略升级的机遇，实现了惊人的一跃，踏上了新的征程，将农产品的出路从省内、国内市场为主，转向了向国际市场的积极扩张，让日本人、欧洲人和美国人都吃上了浙江的蘑菇、竹笋、柑橘、海产品……浙江农民也从国外直接引进了更为物美价廉的饲料和加工原料，为加大出口有竞争力的农产品降低了生产成本。与此同时WTO的规则、条款，也在保护浙江农产品大规模出口时发挥了作用，遏制了其他国家的无端限制，避免了这样那样的贸易纠纷。
浙江省作为外贸大省，外向型经济发展走在全国前列。回首前十年，2001年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仅为328.0亿美元，其中出口229.8亿美元，进口98.2亿美元；而到了2010年末，进出口贸易总额已飙升至2534.7亿美元，居全国第四位，与2001年相比增长了6.73倍；其中出口1804.8亿美元，与2001年相比增长6.85倍。2010年浙江农产品（WTO谈判口径﹢水产品）出口36.7亿美元，同比增长22%，在全国排名第四，占全国出口总额的8%。浙江对外贸易呈现出鲜明的特色：出口主体以中小企业为核心，有创造出口实绩的中小企业近30000家，其中农产品出口企业数量惊人，占比已接近四分之一，7000余家。它们以骨干出口企业为支撑，多种所有制结合，多种类型企业互补，产业链配套融洽，具有一定的成本优势和竞争力，对国外市场与相关产业造成较大冲击。但是，产品同质化、附加值低、压低价格开拓国际市场、遭遇贸易摩擦频繁，也影响了出口效益的提升。一、前十年，艰辛穿越“绿色壁垒”浙江入世十年，外贸、外资（独资）和境外投资增长率，均高于同期全省经济增长率、人均收入增长率。农产品出口对浙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贡献度明显增加，拉动作用不断增强。浙江属农、林、牧、渔各业全面发展的综合性农业区域。其中茶叶出口量和创汇额均占全国50%以上，列全国第一；柑橘产量连续多年名列全国第一，柑橘加工食品（罐头）出口量占全国2/3，占世界的1/2；蜂王浆产量和出口量占全球贸易量近1/2；淡水珍珠产量占世界的60%；冻小虾仁出口产值占全国60%，列全国第一。浙江农业在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进程中，获得了更多直接利用国际市场的机会，发展外向型农业的比较优势得到了不断强化。但是，浙江的主打出口农产品也遭遇了限制，一些发达国家凭借其科技优势，以保护环境和人类健康为理由，通过立法，制定繁杂的环保公约、法律、法规和标准、标志，制造“绿色壁垒”，对浙江农产品实施准入限制。如：茶叶作为浙江传统的优势产业，加入WTO后，由于部分茶叶难以适应国际新标准需求，茶园良种化率提升慢、品牌杂、名牌少，存在低价、无序竞争，出口受到了“绿色壁垒”严重影响。世界市场虽然对绿茶出口开放关税减让，仍然未能进一步扩大出口。水果中柑橘生产在全国名列前茅，杨梅生产处于全国首位，南方早熟生梨也有一定市场，但是，因为水果生产标准化水平低，采摘期和上市期过于集中，果品外观质量与国际市场标准差距较大，产后商品化处理和加工能力较弱，产业效益没能得到充分发挥。浙江蔬菜年出口创汇超过2亿美元，由于生产规模小、成本高，卫生安全质量难以保证，同样受到了国际市场“绿色壁垒”的影响。水产品养殖品种虽然具有比较优势，但是尚未能发展成强势产业，水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依然存在，一定程度影响了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。加入WTO为浙江农产品出口提供了空间，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。国际市场对农产品出口的限制愈演愈烈，特殊保障、非市场经济、特别限制措施尚未解决，“绿色壁垒”又成为浙江农产品出口的重大障碍，其内核就以技术标准、动植物卫生检验检疫措施、知识产权保护等为限制条款。例如自2004年起，欧盟禁止使用320种农药的农产品在欧盟销售，其中中国农产品涉及使用的有60余种农药，浙江农产品涉及使用的有22种农药。由于禁令中的农药大多属于种植业防治病虫的常用药，难以用其他药物予以替代，其结果带来了欧盟对我省出口的水果、蔬菜、茶叶等农产品构成直接“绿色壁垒”。目前，欧盟对浙江茶叶的农残（农药残留物，以下简称“农残”）检测项目，已经由过去的29项增至62项。舟山出口欧盟的冻虾仁，被检测出氯霉素残留超标而被多批次退货，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。再如日本等国制定了入境冷冻蔬菜农残检验目录，提高对我国进口蔬菜的检疫标准，同时也提高对水产品的检测标准，致使2010年宁波的冷冻蔬菜和水产品出口与2009年同期相比下降了30%。特别是出口烤鳗，由于氯霉素残留量过高，2008年上半年出口额与上年同期相比，下降了百分之五十多。台州出口日本的蔬菜西兰花，在临时加验的检测中被检出农残超标，出口被全部退单。据分析，浙江遭受“绿色壁垒”有以下原因：1.管理体制分散。浙江农业外贸管理体制仍然沿革计划经济模式，农产品出口管理和质量监管体制涉及多个部门，调控能力不强，难以形成合力，不能适应激烈的国际竞争。农业企业之间在国际与国内市场常常互相压价，动辄陷入无序的低水平恶性竞争，浪费大量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，增加了企业经济负担，出口产品质量得不到保证。2.产业化程度不高。浙江农产品生产仍然是传统的以家庭为单位的经营方式，多限于一家一户的组织形式，难以实现生产规模化，难以保证产品质量，也给农业、卫生监管部门的有效管理带来了困难。生产者的食品卫生安全意识不强，被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，依然还在一定范围内使用，先进的生产工艺很难得到普及。传统的生产方式使得浙江出口农产品企业普遍处于“弱、小、散”的状态，企业规模小，缺少龙头企业。多数企业没法达到合理经济规模，无法投入科技手段提升农产品质量，提高农产品附加值，难以提升竞争力，贸易信息掌握滞后，对国际市场的变化反应不灵敏。3.加工工艺落后。浙江农产品出口加工企业缺乏技术创新能力，依靠收购原料加工出口，质量控制只能停留在尾端，不能从种植（养殖）初期予以介入，难以保证产品质量。遭遇绿色壁垒的农产品多因质量与国标标准存在差距所致，无法达到发达国家环境保护法规和技术标准。同时，浙江出口的农产品初级产品多、加工制成品少，传统产品多、创新产品少，使得生产、加工与运输过程中缺乏科技保障系数，缺乏技术创新介入，在出口市场的竞争力逐步被削弱。4.出口市场集中遭遇抵制。浙江农产品出口市场主要集中在日本、欧盟、美国、韩国、俄罗斯和中国香港、澳门等国家和地区，出口农产品占出口总额的比重稳定，譬如蔬菜出口在日本一般占比为80%左右，导致这些国家和地区农产品品种变化不大，当地市场产生了引进其他进口来源的需求。同时，对该国及该地区的生产商利益造成了一定抑制，为了保护自身利益，以本国及本地区的民众的健康为由，名目繁多的检测标准纷纷出台，不乏有条款专门针对浙江农产品出口而制定。二、后十年，仍需财政金融真正给力浙江遭遇的“绿色壁垒”，由于具备合理性、隐蔽性、广泛性，仍将继续制约今后农产品出口。展望未来十年，真正的考验还在后头。一部中国生产、全球发售iPhone手机，中国仅能得到6.5美元的加工费，只占整机收益的3.6%。这个案例是中国外贸经济的缩影，也是浙江农产品出口的写真。多而不优、盛而不强是浙江的痛。可以预见，未来的浙江农产品出口，将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向中高端发展，浙江与兄弟省（山东、江苏、福建、广东）、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伙伴关系，将从竞争向竞争与合作的关系转化，浙江面临的贸易摩擦将会更趋变化与激烈。有必要提出以下对策与建议：1.正视“绿色壁垒”合理性，建立预警机制。对“绿色壁垒”具备必要的应对能力，是国家、行业、企业竞争实力的体现。“绿色壁垒”的设置、破解与跨越，实质是国与国之间技术创新体系和技术创新能力的深度较量。解决的根本办法是提高自身竞争能力和产品质量。就政府层面而言，应加强对此项工作的领导，密切与有关主管部门间的合作，引导农业企业和农民应对“贸易壁垒”。在理顺农产品外贸管理体制的基础上，建立市场预警、政策预警及政企沟通的反贸易壁垒机制，加强对国外环保认证标准的研究，收集国外“绿色壁垒”信息，建立数据中心库，及时将信息反馈给有关部门和企业。采取有效措施，做好防范工作，突破“绿色壁垒”。2.深化农业管理体制改革，健全标准体系。国际贸易的游戏规则是谁控制了标准，谁就掌握了进入市场主动权。现阶段浙江必须充分运用世贸规则，加速建立健全标准体系，对出口农产品的生产、加工和销售，实施全程管理及检测，使之向规范化、标准化、法制化方向发展。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和标准化建设，培育多元化经营主体，建设多层次、多功能市场体系。农业标准化以科学技术和实践经验为基础，运用简化、统一、协调、选优的原理，把科研成果转化成标准并加以实施。不但要“向别人看齐”，还要“别人向我看齐”。国家应尽快建立和完善符合国际标准的绿色食品技术标准、认证和检测体系，对我国进口农产品进行检验、检测，构筑起自身的绿色贸易壁垒。防止国外污染和劣质农产品流入我国。3.完善农产品质量检测程序，鼓励农业出口企业“走出去”。严格进出口农产品检验检疫，把好质量卫生关。开发无公害农产品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，满足国际市场需求。实施“绿色行动”，利用WTO规则，创建农业品牌，争取做大、做强，扩大优质农产品出口。面对贸易壁垒，实施“走出去”战略，主动融入国际市场，变被动受限为主动调整。加快加工企业重组和改造，扶持和培育农业龙头企业，促成与农户结成利益共同体，发展效益农业，扩大优质农产品出口。鼓励浙江企业将农产品专业市场“搬”出去，将营销网络“铺”开去，真正融入国际大市场。加入WTO促进了我国进入国际贸易大循环，带来了出口快速发展，也造成了经济增长过多依赖外需，外汇储备庞大，流动性过剩等影响。财政政策与金融服务都面临改革调整与升级换代。今后，要增强财政政策引导出口的功能，增强金融资金集聚辐射作用，带动社会投资，鼓励个人参与，提振农产品出口信心，实现出口经济与金融服务的共赢发展。主要措施有：一是综合调整财政政策。加大农产品出口政策支持力度，完善政策体系。培育中国知名品牌，支持企业积极开拓国际市场。对地方建设出口基地，建立农产品种植养殖质量追溯体系予以资助，对龙头企业产品的国际标准认证、企业信用保险等提供补贴。构建支持农产品出口的新体制，浙江应该率先灵活用足“绿箱”政策。目前，除了已实行6项政策，启用剩余的6项，逐步推出公平性的农业补贴政策，“绿箱”政策向注重农业再生能力和可持续发展方向延伸，推进农业基础设施建设、农村教育培训、农产品检验、农业科技推广服务等。调整“黄箱”政策，对农产品流通领域的补贴转向对农业生产者的直接补贴。按照WTO《农业协定》不削减三类农产品措施的规定，充分利用微调标准，增加特定产品补贴；对农用生产资料继续给予价格支持；对农用水、电、油、技、化肥、农药、农膜、农机等实行政策优惠；对符合国家支持方向的农业投资实施补贴。此外，根据地方财力和农产品贸易实际，在担当重点加工与生产基地的宁波、台州、舟山地区，积极尝试“蓝箱”补贴。二是改革农业补贴与农业保险体系。对于以非农产业为主的地区，对农民进行不与产量挂钩的直接收入补贴；对于以农业为主的粮食主产区，实施与产量挂钩的直接补贴。因地制宜开展对部分重点生产环节的补贴。对机耕机收服务环节给予补贴；对浙西山区农业节水灌溉技术给予一定的补贴；在杭、嘉、湖、绍外向型农业发达地区，对疫病防治和检验检疫服务给予补贴。探索建立直接救济与农业保险并重的农业支持机制。加强不同支农方式的有机结合，综合运用财政贴息、补助、税收、担保等经济杠杆工具，引导和鼓励社会资金支持农业。依法设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，对重要农产品实行强制性保险，由国家财政对农产品出口实行保费补贴和免税优惠。推出以进出口信用保险为重点的农产品贸易险，并积极加以完善。三是筹措资金增加投入总量。财政部门按照《农业法》增加对农业基础设施投入，确保国家新增财力向农业生产、农产品贸易倾斜。确保地方债使用向农业倾斜。国家发行债券募集资金，应有相应比例投向地方农业。提高政策性农业贷款占全国信贷支农资金的比重。扩大商业银行农业贷款比重，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担纲主力，保证农产品出口资金及时、足额到位、专款专用。调整农业信贷结构，增加农业中、长期贷款的比重，建立市场与环境抗风险基金，重点扶持需要保护的“出口幼稚产业”。优化政府补贴范围，更多地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引导，鼓励企业提高自身生产能力和营销能力，通过技术创新或差异化产品扩大国际市场份额。四是完善金融支持制度。浙江农业领域金融产业化程度仍然偏低，多元化、开放型的体系尚未形成。目前农村金融市场培育的深度和广度，尚不能满足农业贸易转型升级的需要。民间资金的体制外循环，对中小企业极易造成伤害。金融服务与监管能力与企业出口需求存在差距。有必要构建支持农产品出口的新体制，建立和完善以出口信贷和出口信用为重点的农产品出口支持体系，加大对农产品出口的支持力度，推动出口信用保险与出口融资业务的有机结合，降低小企业农产品出口风险。发挥农业发展银行等政策性银行的支农功能，解决骨干农产品出口企业融资难。链接：WTO《农业协议》把国内支持政策主要划分为三类：绿箱政策、黄箱政策和蓝箱政策。绿箱政策，是对生产和贸易没有扭曲影响或影响很小，不受限制或免于削减义务的支持政策。它以政府提供一般性服务、农业安全和环境保护为主要内容，具体包含农业科研、病虫害防治、培训、技术推广和咨询、检验检测、营销和促销、基础设施等服务措施，对生产者退休计划和资源停用计划提供的结构调整补助，以及对结构调整提供的投资补贴、环境保护补助，地区性援助等措施。黄箱政策，是对生产和贸易产生扭曲影响，需要限制或削减的支持政策。蓝箱政策，属于黄箱政策的特例，是免于削减义务的国内支持政策。
文章来源：浙江农业学报 网址: http://zjnyxb.400nongye.com/lunwen/itemid-13027.s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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